“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成就展”在京开幕

所以，单纯以权利为本的法律是有重大缺憾的，单纯以道德为本的法律同样是有重大缺憾的。

这三段话，都出在《孟子·告子》上，客观地说，告子的看法是中肯的，可惜的是，在现有的文献中，我们看不到告子有更深入的论证。而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等及其所生发出的仁义礼智，更像是后天教育的结果，而且也更难做到。

托马斯·阿奎那的正义直指公共幸福，更看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。[156]由此看来，孔子对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期许很高：道德高尚，智勇双全，笃敬守道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但是，这种恶的对立扰乱了社会秩序，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，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听之任之的，必须以法律加以制裁。在社会意义上，法治是对人性恶的防范与遏止。[208]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，人们可能难以接受，而且这里的论证还不是很充分，在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围绕这一点作进一步的阐释，以期能得到读者的理解。

我们说人性的善与恶是人性的异化，是商品交换这个温床孵化出来的。[136]道是可以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，道者，扶持万物，使得生育，而各终其性命者也。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人们对权利的意识还是朦胧的、潜在的、自发的，那么在此之后，权利意识则日愈明晰、突出、重要，权利几乎成了人类生活围绕其旋转的唯一轴心。

[50]紧接着他又提到中国的法家，他指出：对传统的看问题的方法提出异议的只是例外情况。因此，法律规范依附于伦理规范，后者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基础。蔡枢衡著：《中国法律之批判》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。[2]这些法律规定，刑事的民事的都有，公法与私法兼具，这一情形与中国古代的法律差不多，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其中关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几乎没有。

在理论上与西方人一样，人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。你的曾孙以及你的其他卑亲属亦同。

《唐律疏议》卷二 名例１１．应议请减[84] 流罪以下，减一等。而康德则使实在法或曰习惯权利与理想道德实体产生了对立，由此又与法律准则——自然法——产生了对立[12]。【疏】议曰：有人谋背本朝，将投蕃国，或欲翻城从伪，或欲以地外奔，即如莒牟夷以牟娄来奔，公山弗扰以费叛之类。他们对于打官司有这样的谚语：‘告跳蚤，反被跳蚤咬，或‘赢了官司，输了金钱。

仍然是把家庭伦常放在了权利的阴影之下。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预示着，人性的不同表现是和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，德礼刑等制度设置也因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。《左传》云：‘天反时为灾，人反德为乱。这就是说，这十恶是对道德伦理危害最严重的，特别地把它放在篇首，清楚明白地警诫世人。

居父母丧，身自嫁娶，若作乐，释服从吉。主张德治的人认为，只要政治清明，人们就不会违法作恶。

按照这种法，意志承认某种东西，并且是某种东西，但仅以某种东西是意志自己的东西，而且意志在其中作为主观的东西而对自身存在者为限。[10] 参见本书第二章、第三节、四、权利与法。

话说回来，法律是应该有义理支撑的，没有义理支撑的法律，不仅蔓散无序，而且容易滋生任性恶法。西方这两大法系，虽然其法律渊源不同，其形式有异，但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，它们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，而这一共同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共同点：即两大法系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。[67]于是，他给道德确立了三个命题，道德的第一个命题是：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。其犯十恶者，不用此律。刑直接相对于人性恶，令行禁止，除害惩恶，强力而施，立威扬万，是社会稳定和谐的保障。内部则是唐代以还法理探索的衰微，元明清三代专制日盛的荼毒。

这一点应该是中国法系的生命所在，至少应是中国法系的时代适合性。既指出我国法律的衰败伴随国运不济而来。

[57] （德） 何意志著，李中华译：《法治的东方经验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85页。由于卷帙繁多，我们的分析比较不能巨细皆至，只能围绕这里的主题——道德伦理进行，但这一主题又散化于《唐律疏议》的全文中，还是给我们的比较分析带来困难，因之我们只能就《唐律疏议》中比较集中和侧重的条文进行分说。

然后黑格尔又玩弄他的三段论法，把道德又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故意和责任、意图和福利、善和良心，每个阶段依次递进，最终向伦理过渡。德、礼、刑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，同源于人性，异流为德、礼、刑，最终是对道的遵循，让人性得到正当的实现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德、礼、刑又是殊途而同归的。

但是你女儿所生的子女，不在你的权力下，而在他们自己父亲的权力下。古代法律中还须一提的是伊斯兰法律，它的问世并不太久，它的影响却遍及阿拉伯世界。也不像西方法系那样，弄不清道德的真实内涵，时而把道德与自然法或正义等相混，如庞德的《法律与道德》表露的，时而把道德与法律规定相混，如富勒的《法律的道德性》中所言。据江庸氏记载：当《刑法草案》告成提交资政院议决之顷，朝野之守旧者将法制与礼教观念混而为一，多不慊于新法，群起而讥议之。

[9] 波考克写到：伴随法国进入行政瘫痪和毁灭性的内战时期，它的知识分子益发需要确立权利和义务的明晰原则，以引导法国回归秩序与和平。但是，在人类物欲横流、权利爆棚的当下，我们是否失去了太多的宁静、和谐、亲情、友爱？人们浸渍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，在物质日渐其盛的丰足之际，则是情感世界的落寞、彷徨、无助。

[59]也是指治理国家要行德政、仁政，让老百姓得到实惠，人们才会团结在你的周围。[11] （美）罗斯科·庞德著，陈林林译：《法律与道德》，第8—9页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。

而是在道德的关系出现恶的对立时施用其霹雳手段，在法律对恶的对立的惩处中表现出道德感召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善与恶都有人性之根，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，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性表现，性善，性恶，性非善非恶，均从出于人性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，演化出人生百态。

[4]最不能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是古罗马的《十二铜表法》，这部法律带有厚重的古希腊传统，也曾是中世纪的罗马法的主要来源，对近现代的西方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，由于近现代的中国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法系，因之对中国法律也产生了间接的但却带根本性的作用。但是古圣人留给我们几个道德的概念，什么义，什么诚，什么仁，这等范畴总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。通过庞德的介绍，我们至少发现西方在论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存在的四个问题：1.关于道德的定义不清晰，是含混的，甚至根本上是错的。（英）J.G.A.波夸克著，翟小波译：《古代宪法与封建法》，第10—11页，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。

《法学总论》有一序言，另分四卷，计九十八篇，第一卷是关于人的规定，即关于私法的主体的规定。可以说，在伊斯兰法律中，有道德的直接介入，把道德引领化作了法律强制。

德与礼也有交叉，且互相转换，德的功利化、市俗化可退化为礼，礼的自觉化、内在化可进化为德。第五表继承和监护，共十一条，是关于继承和监护的法律规定。

相对于人性的不同表现，道外化为不同的政治施为，德、礼、刑就是其具体化。215—240条，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方面的法律。